1967年10月3日，北京午后的阳光透过中南海南楼的窗棂，斜斜地落在一台电话机上。电话突然响起，值班室里的杨银禄愣了一下，拿起听筒才知道是要见他。就是这通电话，把一名29岁的中央警卫团排长推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岗位。
杨银禄从河北定县农村入伍，进京担任警卫已满十年，自认熟悉暗哨、警戒、枪械，却从没想过会去给政治局委员做机要秘书。汪东兴却笑着告诉他：“主席看过材料，也批准了，你去吧，先管文件，不写材料。”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推拒已毫无可能。
被调入钓鱼台后，杨银禄头三个月没有机会与江青正面交谈。他很快发现，对方作息颠倒、对声音极敏感，守卫全得把皮鞋后跟垫上毡片，连轻咳都要屏住。有人暗暗拿这套规矩与战壕里的潜伏哨相比——一个为了对敌，一个为了保静，但紧张程度却差不了多少。
1971年岁末的一天，钓鱼台17号楼的冬意浓重，水杉叶在湖面打着旋。下午两点多，江青从东门进入大客厅，准备处理文件并等人来打桥牌。就在她落座翻阅资料时，西侧忽然传来“吧嗒、吧嗒”的短促声响，断续而急促。对常年神经紧绷的她来说，这仿佛成了装填子弹的提示。
“杨银禄，快！”她猛按长铃。秘书赶到，只见对方面色灰白，手指微颤。江青压低声音却仍带颤抖：“听，像不像卡在枪膛里的金属？”说完又补了一句，“你要为党中央负责。”
杨银禄侧耳辨别，那声音带着金属与皮囊之间的闷响，在他听来更像是油壶按压的节奏。钓鱼台各门口都有武装站岗，任何闯入几乎不可能。但命令已下，他只得拔脚而去。
拐过屏风，他看见服务员李仁庆正蹲在西门用小油壶给门轴加润滑油。每次按压，油壶底部就打出一声干脆的“吧嗒”。杨银禄压低嗓子：“赶紧停手！首长在里头被吓着了。”小李吓得脸色煞白，拔腿就走。
秘书返回，汇报原委，可江青一句“你们串通”顶了回来。她坚持要求立刻通知周恩来：“叫总理来处理谋杀案！”秘书略一迟疑，被她厉声催促，只好拨通西花厅。周恩来正在处理越南停火事宜，电话那端传来平稳声音：“我忙完即到，请首长稍安。”
将近傍晚，周恩来出现在17号楼门口，昏黄灯光映得他神色略显倦意。杨银禄简单说明情况，周恩来挥手示意：“我来同她谈。”大门闭合后，客厅内先是断续传出江青尖厉的指责，随后总理声线突然提高，像是一记稳妥的锤子，将混乱声浪压了回去。外头的警卫兵对视一眼，暗暗松了口气。
一小时后，门开了。江青脸色依旧紧绷，却不再发作。周恩来走出来，轻轻拍拍杨银禄肩膀：“好同志，没事了。做安全工作，心细如发，不被理解也要耐住。”随后，他环顾众人，“今后这类维护设施的事，提前报备，别让小动作变大误会。”
风波因此消弭，但后续处理仍需收尾。几天后，周恩来又拨来电话，只说一句：“总结教训，别再重演。”杨银禄答：“一定。”
回头看，事情虽小，却折射出当年政治空气的绷紧。1971年注定不平静，九一三事件刚过，人心惶惶，安保系统本就步步提防。江青在权力斗争中如履薄冰，对陌生声响一惊一乍，也并非全无来由。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误会还带来一种微妙改变。周恩来离开时特地嘱咐王鹤寿加强后勤协调，从此钓鱼台所有维护都实行“先请示、后施工”制度，门窗、电路、空调更换须提前列单报批。看似繁琐，却避免了类似惊魂再度发生。
对杨银禄而言，这场插曲留下的教训，比十年哨所生涯更深：文件可以归档，警卫可以换岗，唯独人心最难丈量。刺客未现，却让他第一次体会到政治怀疑的锋利。1973年6月，他调离秘书岗位，回到警卫系统。临行前，周恩来仍旧那句话：“干哪行都一样，细心，稳当。”
钓鱼台的门轴后来换了新型静音配件，李仁庆被调去别处，事件成为茶余饭后的小插曲。但在那段敏感年代里，一声“吧嗒”就能拨动安保链条上所有环节，足见形势之紧。很多年后，杨银禄谈起往事，只用一句：“多疑其实也是一种自卫。”话不多，却把1971年的那场风声、那抹寒意，都压缩在短短十余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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