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上海静安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销售中心内,市民施先生郑重地签署了两份具有深远意义的合同。其一,是将自己挂牌近一年却始终未能觅得买家的面积约四十二平方米的旧有居所,委托给区域属下的保障性住房公司进行收购;其二,则是当场认购了本区域内一套崭新的商品房。从评估流程的启动到最终签约的完成,整个过程耗时不足一个月,全款随即到账,而收购方,正是隶属于地方政府旗下的国有企业。
施先生的这段经历,并非个例。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杭州富阳区的另一位业主,也接到了区属国有企业打来的电话,告知其挂牌出售近一年的二手房,已被纳入当地政府主导的“以旧换新”房屋收购计划之中。在山东省,截至二零二六年二月末,当地金融机构已累计向九个相关项目发放了二十四点三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用以支持收购超过六千八百套存量商品房,这些房源均被统一规划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
时至二零二六年五月,这种由地方国有企业牵头,以真金白银的实际行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的模式,已然从最初的零星城市试点,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统一性行动。截至五月,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八十个城市相继宣布支持国有企业收购存量商品房,其中三十六个重点城市更是发布了明确的房源征集公告。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其覆盖范围已从上海、广州、杭州等一线特大城市,逐步拓展至重庆、福州、青岛等二线城市,并深入覆盖了部分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
这场全国性的收房行动,其源头可以追溯至两年前。二零二四年五月,在一场聚焦“保交楼”工作的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对于商品房库存量较大的城市,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采取“以需定购”的策略,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随后,在二零二六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收购用作保障性住房等”的提法,更是首次被正式写入年度工作目标。紧接着,在四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定调,以及五月九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持续推进房地产风险化解的再次强调,共同为国家队大规模收储房产扫清了最后的政策障碍。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响应速度,可谓超乎了许多人的想象。湖南省于五月十三日率先发布了省级层面的“新湘十条”,其中明确提出了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并允许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资产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紧随其后,天津、广州、苏州等城市,也在四月底到五月初这段时间内密集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大规模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稳定楼市的核心举措之一。
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房潮,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积累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一个被大多数购房者可能忽略的关键数据,在二零二六年三月悄然发生了变化: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在长达五十一个月之后,首次出现了同比下降。然而,即便如此,高达七点八六亿平方米的待售面积,其绝对规模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加剧市场压力的,还有日益明显的分化趋势:一线城市的商品房去化周期约为十八个月,而广大三四线城市的去化周期普遍已经超过了三十个月。
在库存高压的另一面,是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的持续累积。行业数据显示,目前已有多家房企的现金流难以覆盖短期债务,项目停工、烂尾的风险并未完全消散。而此次由国有企业主导的收储行动,通过直接收购存量商品房源,能够快速为房企回笼急需的资金,从而成为化解其债务风险、保障项目顺利交付的关键一环。
同时,住房的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同样十分突出。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空置的商品房;另一方面,新市民和青年群体却面临着买不起房、租不到合适住房的困境。通过收购存量商品房并将其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人才公寓,能够有效地优化供给结构。例如,在江西鹰潭,建设银行专门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人才房发放了九百八十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在广东佛山,民生银行提供了高达二点五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用于支持将九百六十套公寓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
这场大规模的商品房收购行动,并非盲目无序的“扫货”,而是遵循着一套清晰的执行框架。在收购的主体方面,主要是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以及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平台公司。例如,上海市的收购行动由安居集团牵头负责;广州市的安居集团则常态化地进行房源征集;而在重庆、福州等地区,则主要由区属国有企业进行批量化收购。
在收购的房源目标选择上,也体现出高度的精准性,主要聚焦于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位于核心城区的“老破小”住宅。这类房源虽然面积较小、房龄较老,但通常地段优越、周边配套成熟,经过适当的改造后,可以直接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第二类是产权清晰、房龄在五至十五年之间的次新房。这类房源多具备独立的厨卫设施,能够实现“拎包入住”,常常分布在郊区的新城或产业园区周边,收购后可作为人才公寓使用。第三类则是已被纳入城市更新规划或旧城改造范围内的空置、滞销的商品住宅。以广州为例,在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直接收购存量商品住宅用作拆迁安置房,相较于新建,至少能够节省两年宝贵的时间。
在收购价格的制定上,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通常由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专业评估,并以市场价的八到九折进行收购。这一定价策略的核心在于实现“保本微利”,既能够帮助房地产企业快速回笼资金,又避免了对市场价格信号产生扭曲,同时也能确保收购后用于租赁运营的项目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营。
此次收购行动能够得以快速推进,其关键在于“真金白银”的资金保障。资金来源形成了多层次的保障渠道:首先,中国人民银行于二零二四年五月设立了三千亿元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其利率低至百分之一点七五,采用“央行激励、银行放贷”的模式,预计可撬动银行贷款五千亿元人民币。其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二零二六年五月,全国已累计发行超过六十五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债券,专项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预计可支持收购约一万三千套房源。第三,则是国有企业自有资金以及配套的银行贷款。例如,在四川泸州,农业银行便向当地国有企业授信一点五二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三百套存量商品房。
这场由国家资金主导的“定向收购行动”,其核心逻辑并非仅仅是简单地托市,而是通过实际的资金投入,为房地产市场搭建起一个坚实的“安全垫”。短期来看,它能够直接消化市场上的积压库存,有助于稳定市场对房价的预期。以合肥为例,随着市场需求的集中释放和部分新增供应的逐步放量,截至二零二六年四月,市区商品住宅的去化周期已回落至九点九个月,创下近一年来的新低。
而从长远来看,这场行动则预示着房地产行业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它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正从过去那种依赖“高杠杆、高周转”的粗放式开发模式,迈向一个更加注重“存量运营与住房保障”并重的新发展阶段。房地产企业的盈利逻辑,也正在从传统的“卖房赚取差价”转向“通过租赁赚取运营服务费、通过提供多元化服务赚取管理费”的新模式。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场变革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加。无论是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还是公共租赁住房,在未来几年内的供应量都将实现显著的提升。在河南省,全省范围内已落地了五十五个相关项目,累计使用央行再贷款金额高达八十二点四亿元人民币,成功撬动了超过二百四十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并收购了超过十万套存量商品房。这些被收购的房源,正被陆续改造成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甚至是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公寓。
这场全国性的收购行动,也在悄然重塑着房地产市场的置换链条。在广州南沙区,当地的区属国有企业抛出了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收购额度,面向整个广州市公开征集存量住宅,并同步推出了八个新建商品房项目供置换业主进行选择,试图打通二手房与新房之间的置换闭环。在浙江宁波,城建投资集团下属公司启动了“以旧换新”计划,首期定量收购旧房五百套,此举直接有效刺激了当地新房市场的成交量。
收购的房源用途也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保障性住房,而是拓宽至人才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养老公寓,乃至产业发展所需的安置房等多种类型。例如,在苏州工业园区,收购的一批次新房源,直接有效解决了园区内企业面临的招工住房难题。在湖南省,省级政策明确规定,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收购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一百四十三平方米,同时鼓励地方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共同参与到收购和运营过程中。
这场由国家队主导的收购行动,正在深刻地重塑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底层运行逻辑。房子168股票配资网,作为一种曾经被视为重要的金融投资属性的资产,正加速回归其最根本的居住功能。那些由于地段、户型或价格等因素而滞销的商品新房和次新房,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托底”去处。而这些被收购的房源,将被用作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提供给新市民和青年群体居住;或者作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收入不高的工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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